本文原载于《中华医学杂志》年第23期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adolescentidiopathicscoliosis,AIS)在1～16岁人群中的发病率为1%～3%，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每年有大量的患者需要进行相关的手术治疗[1]。脊柱矫形手术是一种风险较高的治疗脊柱侧弯的方法。近20年来，随着我国脊柱外科水平的不断提高，术后并发症已经大为减低。但即使如此，还是有很多患者术后出现严重并发症，甚至死亡仍时有发生，不但给患者及家属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也严重消耗了宝贵的医疗资源[2]。有效减少术后并发症以及合理有效的配置卫生资源、减少医疗费用是目前我国脊柱畸形矫形外科医生以及卫生管理部门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脊柱畸形矫形手术并发症发生率不高，但对患者和医生的影响都是及其严重的。回顾相关文献，较常见的脊柱畸形手术并发症有伤口感染、神经损伤、呼吸系统并发症、消化系统并发症、深静脉血栓、植入物相关及其他一些并发症，总的并发症发生率为5%～15%[3,4,5,6]。其中神经损伤最为严重，其损伤的机制主要是矫形手术所致的直接损伤及手术造成的神经血供障碍导致，这对于外科医生来说直接神经损伤是很难避免的。而术后出现肺功能损害，则后果及其严重，轻则发生肺部感染，重则直接导致患者呼吸衰竭而死亡。脊柱畸形常导致胸廓畸形，胸廓骨性结构的畸形改变，不仅使胸腔容积缩小，压迫肺实质，而且还可导致气道弯曲受压。肺通气受阻。影响气道的通畅，进而降低肺活量和呼气流速，严重者可影响患者的呼吸功能[7]。脊柱畸形患者施行脊柱矫形术后，脊柱和胸廓畸形得以矫正，胸腔容积和肺容量都会相应增大；同时肺及气道迂曲、受压情况得到改善，大小气道的阻力也降低。所以，理论上手术矫形可改善脊柱侧凸患者的肺功能[8]。但在以往的文献报道和我们的临床实践中，发现患者在术后早期肺功能不但没有改善，反而肺功能损害进一步加重[9]，而中长期(大致2年以后)，肺功能才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10]。
脊柱畸形矫形手术围手术期的并发症的发生不仅与患者疾病本身的特点有关系，同时和手术操作和术者因素也有直接的关系。目前在国内同道的脊柱矫形手术中，一般是根据患者的畸形部位、程度和特点选择采用包括一期或分期前路松解、半椎体切除[11]、椎体截骨、后路松解[12]、脊柱截骨、内固定、融合术等进行矫正，而手术方式的选择对患者的预后以及围手术期的并发症的发生起着重要的作用[13]。重度脊柱畸形，由于其畸形复杂、僵硬、角度大，手术困难，矫正率低，相应的其手术发生并发症较高，仍是目前脊柱医生的外科的难点和挑战[14,15]；研究表明先天性脊柱畸形更易出现神经并发症，这可能与先天性脊柱畸形更易合并椎管内异常有关。椎管内异常可能会增加脊柱畸形矫形时神经并发症发生率[16]。很多重度畸形患者术中需要进行脊柱后路截骨，但因截骨术中出血量大、硬膜囊缩短变形、术中截骨断移位、截骨处残留骨块等原因，造成神经并发症发生率较高[17]。对于术前已有神经损伤的患者来说，手术矫形更易出现神经并发症，这可能与患者畸形可能已经造成脊髓或神经根的压迫，并存在神经与周围组织粘连有关，此病理变化多数存在于畸形顶点，截骨减压过程易造成神经损伤[18]。而对于脊柱畸形翻修手术来说，因为一期手术已改变了原来的解剖结构关系，二期手术发生围手术期并发症的概率将显著增高[19]。
对于脊柱畸形患者术前给予有效的干预和术前手术策略的制定是有效降低和预防术后并发症的重要手段。分析手术危险因素与认定危险人群是外科医生术前施加干预的重要前提。量化观念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深入人心，欧美外科医生常常对外科手术患者术前、术中各种危险因素进行量化评估来准确预测患者术后不良事件的发生概率，根据预测的结果来制定治疗方案、安排手术和调配医疗资源[20]。在脊柱畸形矫形外科领域，已经进行了很多术前多因素和预后以及预后的相关性分析的研究，但是尚无真正精确的预测性评价脊柱畸形矫形手术预后及术后并发症的评分系统。于是建立一个能够有效预测术后并发症的评分系统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1]。这样的评分系统则是需要建立在大样本和评估相关指标精确把握的基础上，且需要运用科学的数学模型[22]。同时如果能够建立这样的评分系统将会对患者的风险评估、费用控制和治疗策略制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建立的并发症评分系统，以根据术前的手术治疗策略评估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同时反馈进行手术方式的调整，重新对术后并发症进行评估，以达到有效的降低术后并发症的目的。
综上所述，虽然脊柱畸形矫形手术术后出现并发症发生率不高，但后果对患者和医生的影响都是及其严重的；如何通过现代统计学方法量化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建立数学模型指导术前的评估，并进行治疗方法的选择，最大限度的降低脊柱畸形手术并发症，是脊柱畸形矫形医生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略）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